来源于 三联生活周刊 · 2026年第46期《创新药的逻辑》
文· 刘畅
每六个中国人中,就可能有一位患有特应性皮炎,也就是“湿疹”。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异常导致的疾病中的一种,严重时瘙痒难耐,皮肤破损、结痂、增厚。直到六年前,这类皮肤病还没有特效药,医生面对中重度的患者,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在缓解症状与保存性命之间“走钢丝”。 在创新药企业的实验室里,诸多抗癌药与免疫系统疾病药物的研发机制相同,都要瞄准免疫细胞中的靶点,药企们将目光投向这个影响众多患者日常生活的领域,研发出针对免疫系统的靶向药。中国创新药企业也加入其中,新药迎来爆发,医生的诊疗变为安心的“跑铁轨”。

在诺诚健华的广州工厂里,工作人员操作配液系统,以保障奥布替尼高质量生产(受访者 供图)
胡霄知道自己患的皮肤病叫作“特应性皮炎”,是在一年半以前。她身上的红疹子突然加重,长满了后背、大腿,晚上痒得睡不着,全身被自己挠花了也止不住。在那之前,做房地产中介的她只知道,自己时不时起的疹子叫“湿疹”,她到医院看过,医生告诉她,很多时候,湿疹由过敏和情绪紧张共同引起。胡霄对紫外线过敏,平时如果在外面跑楼盘多、晒得多些、压力大些,身上就会起湿疹;吃了抗过敏药,三五天后病情得到控制,皮疹慢慢消退。
“湿疹”正是大众给“特应性皮炎”起的俗名。它极其常见,全国有八九千万名患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张建中教授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他告诉我,这种病可能在婴儿时期出现,延续到成年,也可能在成年后才首次发作。皮肤干燥、反复起疹和明显瘙痒,是这种疾病最基本的表现。对中重度患者来说,皮疹和瘙痒会严重影响睡眠、学习和工作。
特应性皮炎的致病机理远比听起来复杂,它是一种免疫系统过度活跃导致的疾病。免疫细胞错误地释放信号分子,将众多种类的免疫细胞引导到皮肤上,血管扩张、血液里液体渗透到皮肤,产生发红、肿胀、疼痛、瘙痒的炎症反应。这些炎症还可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使体内的水分更易流失,过敏原和刺激物更容易进入,进一步加重免疫反应;难以忍受的瘙痒又让患者反复搔抓,抓破的皮肤又使炎症加重,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即便症状暂时缓解,体内免疫异常的情况仍然长期存在,病情常常反复。“炎症反应不仅作用在皮肤上,也对鼻黏膜、呼吸道有影响,所以有些孩子最初是特应性皮炎,然后发展为过敏性鼻炎,之后又发展成哮喘。”张建中说。
虽然激素能有效抑制免疫系统,但是由于问题来自免疫细胞错误地释放信号分子,当药物无法细致地作用到具体的信号分子,或作用于激活免疫系统的具体链条上时,就有可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大剂量、长期使用激素,都会增加感染、骨质疏松、高血糖、高血压等风险,也会抑制儿童的生长发育。一旦病情严重,控制起来就变得非常棘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张建中教授(蔡小川 摄)
因此,以前皮肤科医生经常面临“走钢丝”:药物剂量低了,病情控制不住;增加剂量,又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大的损害。张建中体会尤深,投奔他的病人基本是全国各地疑难、危重的病人,求治的病症不仅是特应性皮炎,还有诸如银屑病、白癜风,乃至诸多免疫系统异常引起的皮肤病。“一些患者由于长期服用激素变成了胖子,或是形成了胃溃疡。”张建中记得,1983年他在病房做住院医时,老师让他测量一下病房里剥脱性皮炎患者每天掉的皮屑有多少。每天早上,他扶病人下床,坐到椅子上,然后他和护士分别抓住床单的两个角,把床单兜起来,收集里面的皮屑,拿到实验室称重。病人有时一天脱落三两皮屑,有时四两,那都是不断流失的蛋白质。“像这样的病人,每天都在丢失大量蛋白质,治疗非常困难,死亡率高达30%。”
当胡霄告诉我,待她病情严重,再到平时去的河北地方医院治疗,断断续续输液,打了一个月维生素C,仍不见好转后,我以为她会像以往那些患者一样,四处奔波找药,即便没有生命危险,也会身材变形,或是在身上留痂,乃至皮肤形成苔藓样变,生活得格外小心翼翼——这是此类患者的常态。就在七年前,我曾接触过一位“资深”患者史星翔,他是患者组织“银屑病病友互助网”的创办人,患银屑病40余年,常年戴着墨镜、口罩遮面。当年我见到他时,他又患上特应性皮炎,严重到全身“流水”,找到张建中那里,一个月间反复住院,用多种激素才勉强压制住。为保养受损的皮肤,他在家装了一个浴缸,几乎每天都要泡盐浴,他也见过市面上有不少“一针灵”之类的强效激素,或是含有汞、铅之类重金属的偏方,许多患者病急乱投医,乃至最后失了性命。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地医院直接给了胡霄一个成熟的治疗建议:注射生物制剂度普利尤单抗“达必妥”。那是一款2020年在国内上市的靶向药,能精准针对引发炎症的信号分子,让免疫细胞接收不到信号。而且它实际上还不是唯一的解药。张建中告诉我:“2020年以来,我国先后研发和上市了好几款靶向药。有注射的,有口服的。治疗自身免疫系统相关的皮肤病就变成了‘跑铁轨’,针对不同表现的病人可选择不同药物。以前我们给病人处方做激素时,常常需不断观察病人的各种指标,小心调整药量;自从有了靶向药后,疗效和安全性大大提高,我们甚至能告诉病人用药后多久后会止痒,多久后皮损会改善和消退。”
胡霄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寻找更丰富的疗法。她了解到,一支达必妥约1500元,无法走医保,需要半个月打一次。但使用达必妥前要先做检查,检查费用将近2000元。第一次要连打两支,一般要半个月才能显露效果。对于胡霄来说,不仅费用有些高,要是检查、买药和打针分开办,头一个月要往北京跑三趟,以后每半个月还要往北京跑一趟,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就问医生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医生见她才50岁出头,也没有基础病,问她是否愿意参加临床试验。她最终选择进入一款新药的临床三期的试验组,不仅能免费接受治疗和检查,也不必打针,每天口服两粒小蓝片即可。药效出奇明显,在医院吃下药的当天,等她下午准备坐火车回家时,瘙痒竟已消退大半。

诺诚健华的工作人员在调试液相色谱系统(受访者 供图)
口服小蓝片是北京诺诚健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诺诚健华”)研发的TYK2抑制剂。由于还未上市,目前的名字是一个内部代号:ICP-332。在诺诚健华的实验楼里,挂着ICP-332的展板,上面写着它针对诸多适应证的研发进展:
特应性皮炎:三期达到主要终点
白癜风:二期达到主要终点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2/3期进行中
银屑病:二期完成入组
结节性痒疹:全球二期进行中
它的原理,源于它精巧的结构。TYK2是细胞内传递免疫信号的一种酶,可以理解为“信号中转站”。引发炎症反应的几个核心信号分子,与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后,需要借助TYK2启动一系列下游信号,才能调动免疫反应。TYK2抑制剂相当于给这个中转站上的“一把锁”,它进入细胞后,抑制TYK2的活性,削弱相关信号的传递,从而减轻这些通路过度活跃所引起的炎症。“不过,细胞里不只有TYK2传递信号,与它长得像的酶还有JAK1、JAK2、JAK3,它们构成一个JAK家族。但它们的功能不尽相同,像JAK2就要参与生成红细胞,所以TYK2抑制剂要保证在抑制TYK2的同时,尽量不影响到JAK2发挥作用。”首席技术官陈向阳博士向我介绍他们产品的独特结构,“ICP-332抑制TYK2的方法是占据TYK2的‘发动机’JH1的位置,令TYK2启动不了。它也能抑制JAK1,由此加强对特应性皮炎瘙痒的抑制。而且,它对JAK2的选择性达到400倍,常规剂量下,完全不会影响JAK2的功能。”
北京诺诚健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向阳博士(于楚众 摄)
为了找到这个分子结构,陈向阳的团队从2017年立项,花费了两年。其中的过程听起来不算复杂,就是从一堆立体的分子结构中不断筛选,从化学层面到生物层面一层层验证,找出最为合适的一个。但背后需要的功力绝不简单,没有几十年研发经历无法办到。因为筛选过程中,验证的标准是什么、验证哪些指标,都需要自己设定,在筛选之初,就要考虑药物未来进入人体后的情况。比如,是否会影响其他酶的选择性只是一项指标,药物活性、进入体内后的吸收和代谢、毒性等因素也要一并考虑。确定一个结构时,研发人员要在这些要求之间取得平衡。
这令人好奇:这家2015年才创立的公司,如何能在设计第一款TYK2抑制剂时,就能成功进入临床三期,并且开发多个适应证;而且,在几乎推出ICP-332的同时,他们还研发出了另一款TYK2抑制剂ICP-488,银屑病临床三期也达到了主要终点?
毕竟,研发一款创新药往往要“花费十年、耗资十亿美元”,尤其它对安全性的要求比抗癌药更严苛,因为自免病的患者要连续用药数年甚至数十年。从一期临床开始,部分抗癌药可以做没有对照组的单臂试验;自免药则通常先在健康受试者中逐级探索剂量,并且必须设置安慰剂对照组。一款药在三期临床试验中,实际用过试验药、可纳入安全性评价的受试者总数要达到1500人。即便在很多三期临床试验中,已经达到证明疗效的主要终点,仍要继续完成安全性随访一年,以确保长期使用的安全性。而且,不仅每一期临床试验都有失败的风险,临床试验中,每完成一例患者从入组到随访结束的全流程,包括试验药品供应、各项临床检验、数据采集与质量管理等,平均每例就需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投入。这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全面的研发能力。
我在ICP-332展板下的一串数字中,找到了一些线索。那是各个适应证全球患者的数量:特应性皮炎约2亿、白癜风约7000万、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约5000万、银屑病约2.4亿、结节性痒疹约1000万。看起来,这一款药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而且,类似的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的药物火爆,早有先例。2002年在美国获批上市、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修美乐,在诺诚健华成立的2015年,全球销量已经突破140亿美元,直到2022年达到212.37亿美元的销量峰值。实际上,在美国市场单一品牌的净产品销售额,也就是“药王”排行榜上,除了抗癌药,自免类药物常年排在第二。
在诺诚健华北京的实验室里,利用核磁共振波谱开展样品检测,为创新药研发提供关键依据(于楚众 摄)
因而,资本愿意投入免疫药物的研发领域,而2015年诺诚健华成立时,已是医药领域的“明星公司”。负责公司研发和运营的崔霁松博士,曾在美国药企巨头默沙东工作14年,又曾担任美中医药开发协会主席,回国后在为药企提供外包服务的保诺科技担任总经理兼首席科学家。她在保诺科技时,就曾与知名结构生物学家、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探讨如何参与国内新药研发。此后,她与施一公一同创立诺诚健华,施一公担任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团队遇到科学问题时,施一公会给出指导,也会介绍相关领域的专家。陈向阳、赵仁滨等人也是崔霁松博士在保诺科技的同事,随她一同加入早期团队。
公司成立之初,他们已经有了一款BTK抑制剂的专利,那是作用在B细胞内的“信号中转站”的分子结构。投资纷至沓来,2018年的C轮融资,已经达到5500万美元。又赶上国内的生物制药环境出现转机,2018年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新增第18A章,接着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允许未盈利、还在临床阶段的药企上市,融资渠道更为广阔。当诺诚健华2020年在港交所上市时,初始募资约22亿港元,那时BTK抑制剂奥布替尼还在申请上市,公司已经能募集资金,继续投入后续项目。
“我们一开始租用清华大学地下二层的一间实验室,四五个人在那里测药物活性和药代动力学。”陈向阳也曾在药企巨头辉瑞工作十余年,曾担任首席科学家,对研发靶向药的诸多方法和标准了如指掌。他向我回忆,他和同事开始做BTK抑制剂时,同样瞄准BTK的伊布替尼已经走在前面,对方开拓的是淋巴瘤的市场,他们就想做出差异,探索自身免疫疾病相关的适应证,找到一个更善于区分靶点的分子,既能有力地抑制BTK,又尽量少碰到其他激酶,减少由此带来的副作用。研发过程中,他们把在海外药企熟悉的做法带进了实验室,从开始筛选到找到合适的分子,用了不到一年。
由于没有能够替代伊布替尼的国产药物,奥布替尼优先做了淋巴瘤的临床试验,之后顺利进入医保名单,但从立项之初就瞄准的自身免疫疾病药物的设计初衷,不仅使奥布替尼成为全球首个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II期临床试验显示疗效的BTK抑制剂,还为研发TYK2抑制剂积累了经验。
“研发ICP-332前,我们发现,JAK家族里,围绕JAK1、JAK2、JAK3已有药物,部分产品市场表现不错;TYK2已有基础研究,支持其免疫调节作用,但还没有药,我们就希望在它上面做开拓。”陈向阳告诉我,从奥布替尼的BTK,转到TYK2,是转换了一组免疫信号,但思路相似,做过奥布替尼之后,他们已经更清楚每一步要测什么,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哪些实验能自己做,哪些需要找人合作。“研发完ICP-332、ICP-488,我们已经慢慢把测试的环节补齐,具备从研发到验证的、相对完整的小分子平台的能力。”
在诺诚健华北京的实验室里,研发人员开展化合物合成实验,推进新药分子发现(于楚众 摄)
“以前遇到比较严重的特应性皮炎患者,只要能止痒就很令他们满足了。现在患者还想知道,皮肤什么时候能恢复到和患病前一模一样。”张建中接受我的采访时,刚刚接诊一位男患者,他原先的特应性皮炎很重,皮肤一块块隆起,痒得厉害,还留下大片深色印子。治疗以后,不痒了,隆起的地方也平了,他又来问,那些印子什么时候能下去。张建中告诉他,炎症控制以后,皮肤上的颜色还得慢慢恢复,可能要三个月、半年,甚至更久。
类似的情况,在银屑病、特应性皮炎中相当普遍,患者还有很多需求有待满足。诺诚健华医学研究副总裁周伟博士常年专注临床研究。她发现,有些负担不起现有药物的患者,还会主动关注不同医院有哪些新药研究,打听临床试验什么时候招人。而除了疗效和副作用之外,日常的便利性也是药品研发重要的考量因素。比如,许多注射用生物制剂需要冷藏,患者出远门时,要考虑带冰盒。有些人即使可以在家打针,也更愿意去医院,频繁往返医院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口服或是单次注射的周期越长,就越能解决这些难题。而药物在体内半衰期的长短、不同患者的需求也各异,一些患者期待长效,另一些患者则希望可以根据治疗情况随时停药。
患者们日常的、更加“尽善尽美”的需求成为药企争相满足、创新的目标。周伟在确定ICP-332疗效的评价体系时,就把患者未满足的需求纳入考量,与竞品做出差异化。“比如,湿疹面积及严重指数(EASI)和瘙痒数字评分(NRS),是国际通行的两个判断特应性皮炎药效的标准。如今虽然EASI的标准已经向100迁移,也就是皮损能够完全缓解,但两个指标要同时来看才更有竞争力。”周伟告诉我,“ICP-332在临床二期时就定下,除患者皮损面积和严重程度需较安慰剂明显改善外,瘙痒也应得到迅速控制,服药后NRS评分要至少能下降4分的标准。在临床三期的时候,又设置了两个主要终点的判定标准:一个是EASI 75,也就是湿疹面积及严重程度较治疗前降低75%;另一个是达到‘vIGA-AD 0分或1分,且较治疗前至少下降2分’,也就是中重度患者用药后,医生判定皮损基本或完全清除。此外,研究还设置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终点,包括EASI90、EASI100、患者同时达到EASI 90和NRS 0 / 1, 也就是皮损基本或完全清除,同时瘙痒几乎完全控制了。有研究者参与ICP-332的试验后,观察到患者反馈积极,就把这项研究在自己中心的招募顺序往前排了。”
医生在为皮肤科患者做皮肤“B超”(视觉中国 供图)
在自身免疫性皮肤病领域,类似的竞争正在升温。从2023年到2025年,中国皮肤科领域的新药研发数在各临床学科中一直名列前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新药临床试验中,皮肤及五官科在2023年已位居前列,2024年和2025年都仅次于抗肿瘤领域。张建中告诉我,如今他的团队手中就有40多个新药临床项目。只要患者符合进入临床试验的标准,也有意愿参与,几乎都有机会进临床研究项目,尝试新药。
对药企而言,自身免疫性疾病有100余种,皮肤科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还有很多疾病仍无药可治,有开拓空间。诺诚健华在肾、消化、神经、血液和风湿疾病也有临床和临床前的新药;医保名录里的奥布替尼的销量也很可观。不过,患者规模、制药成本、成药价格之间的平衡乃是药企最重要的考量因素,相对成熟、市场潜力巨大的皮肤病仍值得深耕。
在这些领域里的竞争中,药企的容错空间越来越小,做选择需要慎之又慎——因为医生认定一款药后,不会轻易给病人换药。于是,针对同一个靶点的新药,往往只有前三款药在市场里有机会。
周伟作为临床开发的负责人,发现临床开发面临的是系统性挑战:成本、周期和失败风险同步上升时,对开发效率与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她的核心职责,是要判断一个分子能否改变患者的疾病轨迹;能否在现有治疗手段之外,满足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并用最短的时间、最干净的证据、最少的投入把它证明出来。为此,她要主导早期临床试验设计;确定临床三期试验中药物的剂量,需要监测哪些指标,确定判定药效的目标;乃至协调医院和自己的团队,寻找合适的病人,收集、分析临床数据。“为了能够递交一个适应症的新药上市申请(NDA),整个研发项目中实际用过试验药、可纳入安全性评价的受试者通常需要达到1500人,三期试验往往要在30多个研究中心开展,有时需要60至80个。每增加一个中心,公司就得有人和那里的研究者对接。而当疗效的要求越高,临床试验的终点就需要越深;试验中新药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距越小,验证疗效就需要更多的样本量,试验周期也会拉长;而当疗效瞄准的是已经用过其他药的难治人群,招募到合适患者的难度就更大,也更需要提前识别合适患者、加强试验期间的支持与管理,以降低患者临时加药或提前退出带来的影响。”
临床三期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找到最大疗效和长期安全性之间最佳的平衡点。为了这个目的,研究人员要在临床一期、二期测定药物的剂量时格外细致和全面,在临床前的研发阶段就要经过反复探讨;甚至,在最初研究分子结构时,就要反复斟酌针对哪些适应证,首先确定哪个适应证,在哪个国家首先开展哪些适应证的临床试验。那意味着,临床前的研发与临床开发要密切合作,共同参与决策。
无论对于陈向阳,还是周伟,这样的变动既是挑战,也是馈赠。周伟曾在多家国际知名药企工作多年,跟很多同样背景的同事一样,在外企时,他们都很难完整地见证一款新药在自己手中诞生。陈向阳会开发一些分子结构,但它们的结局,往往自己不得而知;而周伟记得,当时总部先确定全球研究的方向,中国团队再拿本地市场和患者的情况去争取加入,许多项目到她手里时,已经走到了临床三期,中国团队的话语权很有限。
在诺诚健华,他们要从头负责到底。起初设计ICP-332时,陈向阳还是由着兴趣和经验,觉得这个靶点有意思,周伟认为当时特应性皮炎药物的疗效仍有提升空间,也能做出差异化,于是他们一同决定把首个适应证定在特应性皮炎上。此后,陈向阳越来越关注临床开发的情况,周伟不时会参加靶点立项的讨论,每个月至少会参加一次临床前的内部项目例会。在这些会议中,讨论靶点时,她的团队就可以告诉研发人员,病人已经用上了哪些药,还剩下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在试验里测出来。陈向阳记得,临床前开发团队曾觉得一个针对肠道炎症疾病的分子可以一试,临床同事提醒,国内合适的病人可能很难招,要到国外去做。
“如今,临床前研发各阶段,化学、生物、药理的同事都要集思广益,参与开发靶点的讨论。提出做一个靶点的人,要查论文,跟踪其他企业发布的结果,讲清楚已有研究提供了什么证据,别人已经做到哪一步。”陈向阳告诉我,虽然目前他们还无法做到从数百万的分子骨架中找到一个最原创的结构,但目前的研发仍能将原创的想法实现,甚至确立行业内一些药的标准。“理论上,在三维空间里,可能是无限的。即使同一个靶点已经有了药,研发者仍可以改变分子结构,继续寻找表现更好的候选药。”
(文中胡霄为化名)